如何才能把“卡脖子”技术“熬”出来

　　

　　如何才能把“卡脖子”技术“熬”出来

　　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专访时表示，“卡脖子”技术是熬出来的，不是简单地用钱砸出来的，更不是群众运动式地突击出来的。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，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“卡脖子”技术，避免产生未来的“卡脖子”技术。    刘院士的这段话，提出了三个层面的问题。一是要解决好现在的“卡脖子”技术问题；二是要防止未来出现“卡脖子”技术问题；三是如何才能解决好“卡脖子”技术问题。这三个方面的问题，都是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，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突破的难题。

　　事实也是，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连续11年占据世界规模老大的位置，对世界制造业的贡献也达到了近30%。然而，在国内，制造业的占比却呈现逐年下降趋势。这种逐年下降，并不像美国等发达国家，是在制造业整体呈现高端化、技术化、总部化的特征，而是制造业被其他行业“侵占”的结果，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快过度发展，导致制造业资金外流、人才流失，从而影响了制造业的稳定与发展。

　　更为突出的是，制造业不仅出现了占比下降的现象，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升、影响力不断提高，高端装备领域技术滞后、“卡脖子”技术过多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。特别是近两年来，不仅“卡脖子”技术已经严重影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、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推进速度，而且已经形成的极少量高端技术企业，还在进军国际市场时，受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阻止，打压中国企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、手段也越来越严厉。特别是华为，已经成为美国利用国家力量遏制和打击的对象。如果再没有国内企业做支撑，其他企业不能在“卡脖子”技术上有所突破，单凭华为等极少数中国企业，要想冲破美国等西方国家设置的重重障碍，难度是相当大的，困难也是相当多的。    从眼下的情况来看，各地对如何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难题还是相当重视的。以芯片为例，很多地方都通过制定优惠政策，吸引芯片企业落户。有的地方的政策支持力度，还相当的大。然而，正是这种“热情”，反而又让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工作，变成了新的难题，那就是如何防止“一哄而起”、减少盲目投资、避免资源损失。因为，正如刘忠范院士所言，“卡脖子”技术不是用钱砸出来的，也不是群众运动式突击出来的，而是“熬”出来的。没有坚定不移的“熬”劲，是不可能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的，也是不可能占领全球技术领先位置的。

　　要想把“卡脖子”技术“熬”出来，就必须有科学、统一的发展规划。要从国家层面明确哪些是“卡脖子”技术，哪些是眼前需要攻关的“卡脖子”技术，哪些是将来需要攻关的“卡脖子”技术，从而制定出非常明确的发展规划，并制定出明确的技术标准和产品目标，防止地方过度发展、盲目发展，避免出现严重浪费。凡是不符合发展规划、不满足技术标准和产品目录需要的投资，决不审批或提供土地等方面的资源，造成严重损失的，追究当事人责任。

　　要想把“卡脖子”技术“熬”出来，就要对制造业予以更大力度的支持。高端技术大多在制造领域，需要有强大的制造业做支撑。制造业越发展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越快，技术水准就会越强。反过来，技术水平越高、高端技术越多，制造业的发展就会越快，转型升级的效果也越好。两者是相互作用、相互支撑的。因此，要解决“卡脖子”的技术问题，就要更加重视制造业发展，让更多技术人才能够进入到制造领域，而不是基础研究的人才转行去搞金融、证券。这方面，必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，给制造业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。    要想把“卡脖子”支柱“熬”出来，就得给技术人才更多信任和帮助。搞基础研究是最最枯燥的一件事，有时候，花了大量时间也拿不出一点成果。这时候，就需要有“熬”劲，要耐得住寂寞地“熬”，要坚定不移地“熬”。因为，“卡脖子”技术不象是其他技术，可以通过集团作战，而只能是个体，是“无心插柳”的那种，是长期积累、偶尔得之的那种，很多还是好奇心所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得给这样的“奇才”多一点扶持和帮助，给他们“熬”的条件。如提高基础研究领域技术人员的收入待遇、政治待遇，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，再如在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倾斜，等等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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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谭浩俊